1. 那時鄉下地區基本上就是一個自治社會，很少與政府發生關係。人與人之間、家與家之間都互相聯繫，地緣和血緣把一鄉之人織成一個大網，大家都是親戚朋友，靠家族的族規維繫生活秩序。
2.城市人談到中國鄉村生活，沒有切身經驗，因此很容易接受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宣傳，認為地主和農民之間只存在著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，是互相仇視的階級。就我所見，地主和農民並不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階級，彼此不能容忍、對立的。
3.中國這麼大一個社會，比整個歐洲還大，不可能每個地區都是一樣的。不能說沒有衝突，但那個衝突是不是提高到所謂的「階級鬥爭」呢？不能一概而論的。
4.西方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精神源頭都在古希臘、羅馬的古典思想，是歐洲文化的內在發展，而中國的「五四」主要是受西方文化侵入中國而引起的反響，其中雖也有中國文化內在因素的接引，但精神源頭不在儒釋道，而在西方。
5.如果堅持「五四」必須與「文藝復興」或「啟蒙」相比附，那便會陷入一個極度危險而毫無根據的歷史預設之中：所有民族或文明都必須經過相同的發展階段，這是所謂「必然的歷史規律」；凡西方發生過的運動也一定會在中國重複一次。
6.儒家特別注重「均」的觀念，孔子「不患寡而患不均」。東漢時代一部《太平經》便把「太平」的概念解釋為「大平均」。儒家另一有極大影響的價值觀是關於「公、私」的尖銳對比。士大夫一向都強調「公」是善，而「私」是惡。
7.趙紫陽曾稱這一體制為「權貴資本主義」，因為其中「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」不是在法律範圍內靠勤儉起家，而是由於與政治權利有密切關係，獲得種種特權與法外的方便。
8.整個對日戰爭史上，中共宣傳最熱烈的共有兩次戰役：一是一九三七年九月的「平型關之戰」，由林彪指揮；另一是一九四〇年八月的「百團大戰」，由彭德懷指揮。
9.知識青年和民主黨派人士反對國民黨的另一重大理由即是它的「一黨專政」，他們之所以要推翻國民黨政權，絕不可能是希望找到一個有效的「一黨專政」來代替一個無效的「一黨專政」。
10.人心中深藏著種種邪惡，一旦釋放出來，整個人一定會被吞噬掉。
11.錢穆先生始終鼓勵我對於中國文化傳統求得一種深入的整體了解，找出它作為一個源遠而流長的文明體系的特徵所在。其實這便是他心中的「道」，但是我必須「深造自得」，不能直接把他求「道」所得接收過來，以為己用。
12.英國人對香港這塊殖民地採用的是相當徹底的法治，只要不犯法，人人都享有言論、結社、出版等的自由。所以流亡知識人異口同聲地說：香港沒有民主，但有自由。
心得
本書是瞻仰大師閱讀之傳記。余英時教授是當代漢學、古代思想學的泰斗，在之前閱讀朱敬一院士的作品，對他推崇之至。余教授本人反對共產制度也是相當地堅決，或許也只有美國這塊土地能讓他堅守他的信念。
大師的養成與我們其實不會差太多，在當時動盪的年代，余教授也有失學，或虎頭蛇尾幾年沒有讀完書。啟蒙教育則是中國傳統學院，不是現代學校，不過這樣或許正合於他後來的專業。他有幸能親得大師錢穆手把手傳授，有運氣；然後哈佛燕京學院也有名額接受華人學者訪問，又是他，這是有機遇；又差不多學成時，韓戰發生後，美國急於了解中國思想與社會，大學提供了相當多的教職工作，又有機會能留任，所以一生的運氣相當好呀。與他同時的臺灣訪問學者邢慕寰，在其領域之成就不亞於余教授於中國思想史，但是就無成為國際大師，際遇就不同，也與他所處的環境有關。
不過不能完全歸於運氣。余教授有說，訪問學者期間，晚餐後散步一小時左右，就各自回房間苦讀直到睡覺，日復一日。也是相當的刻苦。當時研究漢學的東方資料以日本最齊全，為此他還先學習了日文，再去看這些資料，治學態度也是讓人敬佩。
到朱敬一院士作品中，朱院士請他寫一篇文（？），余教授輕描淡寫的答應，背後卻查遍四萬多首唐詩（？），非常可怕。意志力也是相當的驚人呀。有這種態度，難怪在學術上成就如此非凡。余院士也是我推崇的人，希望某日程度能達到看他文章的水準。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